Uber已经整整5岁了。对于许多用户来说，那些只能靠出租车或打电话叫车外出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一段难以想象的历史。Uber当然已经长大，就算它还没有成长为一家巨头级企业。目前，Uber已进入全球58个国家的311个城市。为了纪念成立5周年，Uber在它的家乡和第一个市场旧金山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该公司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将对Uber的员工、司机和各路贵宾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包括大城市面对的挑战（比如，怎样让道路变得更安全，怎样应对交通拥堵，怎样提高经济增长机会等），以及Uber计划如何应对。此外，Uber在旧金山的员工本周也将分头赶往城市各处，志愿参加一些市政工程建设。“互联网的一些事”推荐此文。

为了纪念成立5周年，Uber最近允许最早加入该公司的5名员工接受媒体采访，谈谈他们是如何来到Uber的，最早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意外加盟了一家一开始似乎毫不起眼的公司，然后拼命创新，利用Twitter求职，与重要的科技发展保持同步等等。以下是采访记录。

莱恩•格拉维斯与奥斯汀•盖特在公司创业早期。

2009年，莱恩•格拉维斯还在为通用电气工作，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我说：“我不能当一个通用人。”我想进入创业界。于是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纽约的很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天使投资人，因为我猜想天使投资人知道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

我想了解下一个创新。我去见了Foursquare（一家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的人，当时他们只有四五个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实习机会或业务岗位，但我还是去了芝加哥，其实就算开始为Foursquare工作了。我干了大约3个月，然后通过我关注的某位天使投资人的Twitter账号看到了特拉维斯发的一条推文。他谈到了Uber获得大机构投资，有大人物支持。我觉得那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给他发了私信，然后写了几段话介绍我自己。我们整整聊了两个小时，一直聊到凌晨一点钟。然后，我在半夜叫醒我妻子说：“嘿，我们搬到旧金山怎么样？”当时我们住在芝加哥。她说：“如果你觉得好，我支持你。”

格拉维斯于2010年2月搬到旧金山。新公司当时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继续完善Uber联合创始人加勒特•坎普开发的产品。

加勒特有一个原型产品，但运行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在进入苹果应用商店之前，找家公司重新构造。那家公司名叫Mobley，后来被团购网站Groupon收购了。然后，我们设计了UberCab.com的网站。我们还完善了注册流程和集成信用卡支付系统。所有最基础的商务框架都需要被构建出来。当时我们经常约一名司机在咖啡店见面，问他问题，以了解现实世界能否接受我们的理念。

康拉德•惠兰此前一直在他的家乡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科技领域工作。加勒特•坎普也是加拿大人，他们二人相识多年。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旅行和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2010年1月，我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横穿欧洲自驾之旅。在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我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我必须走出卡尔加里。但当时我并不想再去另一家创业公司，而是想休息一阵子。有一天，我顺手给加勒特打了个电话，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当他发现我正好闲着，并且准备搬家时，他差不多就等于向我下达了录用通知，要求我来旧金山帮助他一起启动Uber。

惠兰是Uber的首位工程师。

我刚加盟公司的时候，那款产品还没法接受注册，只是预约车辆的一种途径而已。所以我构建了一个需要信用卡，能够生成用户账号的注册流程。等这些做完，我们就能正式发布产品了。当时是2010年的6月1日，距离我加盟Uber正好两个月。

我做的下一件事就是优化Uber的调度算法，以避免司机错过一次车辆分派任务。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这事儿挺酷的。

莱恩•麦基伦是Uber的第二位工程师。他是从格拉维斯那里知道这家公司的。格拉维斯和他一样都毕业于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分校，两人是在旧金山认识的。当时，Uber从另一家名叫Zozi的创业公司那里租用了一小块办公室。

最终，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租了一间小会议室，就是用玻璃幕墙隔开的那种。那张桌子几乎和房间一般大。我还记得到公司的第一天早上，刚跨过门槛，我就注意到了堆在桌子上的一摞书，都是关于计算机科学、编程和数据库的。它们都是原装的，连封皮都没撕。还有一本破破烂烂的书看来已经被翻阅了无数次。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嘿，康拉德，为啥桌上还有一本西班牙语辞典呢？”他看着我说：“因为代码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欢迎来到Uber。”

奥斯汀•盖特是从实习生的身份加入Uber的。最终她干了非常多的工作，成了Uber开辟新市场的“剧本”专家。

当时我刚出校门，正在找工作，经济环境也很不景气。我在Twitter上随机关注了一些科技界的人。后来我看到了几条关于Uber的推文，可能是贾森•卡拉坎尼斯发的吧，看起来很有意思。我听说他们正在招实习生，于是我找到了莱恩•格拉维斯，他当时正担任Uber的CEO。我对他说：“你必须给我一次机会。”

那是2010年的8月。很快他就打来电话：“先回答几个问题吧。”我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欢看Uber今天的样子。然后他很快说：“你为什么不来一趟？”然后我就去见了他们。

当时他们正在借用Zozi公司的办公室，空间很紧张。我去见了他们。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什么，但氛围很随和，我喜欢这一点。我记得那天我打扮得非常正式，但是他们都是一副书呆子的样子。

当时我心想：“这些家伙真酷，对他们的事业充满激情，他们的产品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诚恳地请求格拉维斯给我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够格。前几个月挺煎熬的，我做得也不是很好。但即便是在我还比较生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直到我渐渐熟悉了业务。

我是个实习生，所以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我记得我曾在莫斯康会展中心门口发过传单，但是没人想接。我也给Yelp上的很多司机做过电话推销。后来第一个支持我们的司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能行。”早些时候我们也试过电话支持，那些电话会直接转到我的手机上。如果我没接，它就会转到格拉维斯的手机上。如果格拉维斯也没接，就会转到特拉维斯的手机。但随后，有人在凌晨三点打电话说，“我打不着车了。”于是我们关掉了电话支持功能。总之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我能够做出的贡献。

由于当时我是刚出校门的菜鸟，我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出一封得体的邮件。然后我很快意识到：“噢，大家都是写到哪算哪。”在一家创业公司里，没人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自从我对这一点产生了信心以后，我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当我们开始得到用户的支持时，我想：“好吧，我要做所有的支持工作。”我承担了博客社区管理方面的工作和许多琐碎的事务。然后我们负责司机运营的人从公司离职了。他们说：“奥斯汀，你能把这一块的工作也兼了吗？”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负责管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当时我们做的还仅仅是礼宾车这一块。有一次我去接客户，我正好陪他走出来，结果看到他走进一辆粉色的克莱斯勒Caravan里。我想：“我们以后最后提前做一下车辆检查。”

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做推广时，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笔记，那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剧本”。后来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修改“剧本”，使它变得更高效。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招聘一些推广人员呢？”最终我大概招聘了50人。我的态度是：“寻求宽恕。”我负责了这次大扩张。

为了与男友团聚，雷切尔•霍特搬到了华盛顿——他的男友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丈夫。她回复了Uber的一份招聘启事，开始在美国首都推广Uber。

我是在2011年11月8日来到华盛顿的。我们在11月18日做成了第一单。所以在10天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把所有事情都抛在脑后了。一开始只有我和另一个推广团队在做，他们大概是在我的两周后开始的。我觉得当时有一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

华盛顿是我们碰到监管挑战的第一个市场。讽刺的是，我刚到华盛顿时就说过，我不想干任何跟政治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的事。我们在2011年的12月15日正式发布产品。

我记得那是2012年1月11日，也就是离我们正式发布还不到一个月，我当时刚从旧金山返回华盛顿，但Uber在华盛顿已经火得不行。从一家企业的观点看，Uber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在旧金山与特拉维斯和比尔•格尔利见了面，他们当时都在办公室。我们当时真的工作得非常努力，整个团队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我刚回到华盛顿，Twitter上就冒出了出租车管理部门宣布Uber在华盛顿为非法的消息。我们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是华盛顿，所有人都对监管领域的故事感兴趣，所以《华盛顿邮报》和很多博客都在评论此事。结果发现，有一名出租车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没有引用任何法规的情况下，就断言“它是非法的”。轻轻一句话，就让大家疯了似的急了两天。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位出租车管理官员要求试乘一下，我们怎么办？”我说：“让他试乘，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他让车子停在五月花酒店，然后召集媒体，扣留了司机的车子，并且开了一张2000美元的罚款票据。

当天我就挨个打电话给每个合作伙伴，对他们说：“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不管是什么罚单传票，我们都会原价赔偿。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给每名司机都打了电话。当晚，我们上路的司机比发生这件事以前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