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实验室是解散了，但团队没有散。我们还在，还会继续写。之后会在其他平台发布作品，已经有几家在和我们谈了。” 原ONE实验室负责人林珊珊告诉新榜。

今天早上，ONE实验室解散、团队成员离职的消息传来，引起传媒业界一片唏嘘。

ONE实验室是一个专门负责生产非虚构故事的团队，因为汇集了国内最优秀一批非虚构作者，在业界有“特稿梦之队”的称号。

它所属的公司是韩寒创办的亭东文化，相比ONE实验室，亭东文化旗下的另外两个内容产品可能知名度更高：主打文艺风的App“ONE”（一个）和微信公号“ONE文艺生活”。

其实ONE实验室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引人注目的光环。因为执掌它的是李海鹏，中国特稿最早的开拓者。2003年6月19日，李海鹏在《南方周末》第25版上刊发的《举重冠军之死》，开启了纸媒特稿的黄金时代。

李海鹏

而如今，特稿的阵地转移到了新媒体平台上。当大批自媒体还在拼命蹭热点，挑拨情绪的时候，人物、GQ等公号以高质量的特稿，时不时地刷着大家的屏，为这个时代留下有深度和温度的内容。

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又重新显现出来，在内容产业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连咪蒙团队都开始招募写深度内容的人。

ONE实验室的解散，虽然令人遗憾，也有其现实意义。非虚构写作是一门传统、高贵的手艺，但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发展，寻找着适合当下环境的生存模式。

今天下午，李海鹏在朋友圈发表了对ONE实验室解散的回应

ONE实验室：“一场美好的仗”

2016年6月，李海鹏离开执掌逾两年的《时尚先生》，加盟韩寒的亭东文化担任首席内容官。

当时他发朋友圈说，“我们要去打一场美好的仗了”。

李海鹏将原先《时尚先生》的特稿团队带到了ONE实验室，还从《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等媒体挖来了不少知名的特稿记者。比如大三时创作出《少年杀母事件》的林珊珊，现象级特稿《太平洋大逃杀》的作者杜强，曾获腾讯传媒“年度特稿”奖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作者魏玲，在《人物》实习时写出《北京零点后》的王天挺……

据林珊珊介绍，在ONE实验室解散之前，团队一共有10人，包括一位事实核查员。

今年1月6日，ONE实验室发出一篇特稿《飞越十三号室》，由前《人物》记者钱杨采写，讲述临沂网戒中心里发生的故事。随后，ONE实验室陆续发表了《生死巴丹吉林》《绝命深潜》等脍炙人口的稿件，被各种公号和平台转载推荐，并成功引起了一些影视公司的注意。

7月20日，ONE实验室在微信公号里发布了一个消息，《生死巴丹吉林》将改编成电影。导演娄磐说，它将会是“一部动人心魄的作品”。

可惜的是，在公布了这条喜讯之后，ONE实验室再次传出的消息就是解散。

为什么这支“特稿梦之队”会出走？据业界人士透露，并非因为项目亏损导致，而是投资方对投入产出比不满。

ONE实验室的商业变现主要是售卖影视改编权，李海鹏对非虚构故事在影视市场中的价值很有信心，而且认为在现实题材作品方面，非虚构作者比编剧更具优势。他在劝杜强不要去当编剧时说了一句，“编剧在北京就有20万，全中国会做非虚构的人不超过20个。”

的确，在靠流量明星支撑的烂片接连“扑街”后，中国的影视市场逐渐开始重视剧本的质量。但通过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来采写影视素材，生产成本或许过于高昂了。

 前《南方周末》记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朋友圈截图

一篇上万字的特稿，动辄耗费数月，记者需要辗转多地，采访多人，再加上后期事实核查和编辑修改的时间，在如今追求时效性的新媒体环境中，这些时间和人力成本不是一般平台能够承受的。

在《南方周末》发布的《反侵权公告》中指出，“南方周末稿件中每个字的生产成本是12元，凝结了记者们的心血和汗水。”而特稿的生产成本，很可能比这个更高。

从1月上线到10月解散，ONE实验室一共产出了十篇左右的原创作品，而且从3月之后，更新频率变得很低。

3月底，我们在采访李海鹏的老搭档、负责ONE整体内容业务的林天宏时，他曾说过一个问题：这些从前在媒体工作的特稿记者，需要转变选题的思路，“如果在媒体可以做，但不是每个故事都有影视化的价值。”为了让作品有改编价值，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取舍，找选题的难度大大增加。

不到一年，这场“美好的仗”打到了尾声。

ONE实验室有顶尖的写作者，有精彩的作品，可惜变现模式太单一，而且具有偶然性。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换个地方一切还是可以继续，需要的只是找到一个能供养他们的平台。

非虚构团队的商业模式都在摸索中

除了ONE实验室，国内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团队还有不少。比如由前南方系媒体人雷磊创立的“真实故事计划”、网易的“人间theLivings”、界面的“正午故事”，以及“地平线NONFICTION”“三明治”“剥洋葱”“人物”“GQ实验室”等等。

国内非虚构平台（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这些非虚构团队的内容生产模式各有差异，不同于ONE实验室的精英式PGC路线，“真实故事计划”有大量民间投稿（也有一些特稿作者），更全民化。而“人物”“GQ实验室”“人间theLivings”这些背靠媒体平台资源，更像传统媒体时代深度报道部的延伸。

从变现的角度来看，这些非虚构团队的商业模式基本都在摸索之中。

出售影视版权是提及较多的一种。最出名的是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一篇特稿卖出百万级影视版权，在当时颇受关注，仿佛非虚构作者只要推出爆款，就能在市场上被标以高价，一举成名。

不过“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觉得，这其中存在错觉。他认为，虽然非虚构在国外已发展繁盛，但在国内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商业体系支撑，价值还未被充分开发，而且整个行业都不太注重积累，和别的行业结合也不够多。

换句话说，国内非虚构内容的良性运转，只靠爆款是不够的，大平台的包养也只是一时，还需要探索更成熟的体系。

“比如我们把非虚构作者转化成编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没有更多商业的力量进入到这个领域”。雷磊说，为此他们组建了出版的团队，打算做非虚构出版的品牌。

目前，除了新媒体广告，“真实故事计划”的变现模式主要有：版权授权，比如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与影视公司的影视项目合作；再如自己做编剧，跟其他公司合作推出影视项目，比如近期他们有一个正准备拍摄的纪录片项目。

据雷磊介绍，他们在版权授权、广告服务、影视项目以及与商业机构合作生产特稿等方面的年收益有数百万。但由于团队扩招，收益并没有比成本高出太多。两个月前，他们又获得1200万A轮融资，作为一部分资金支持。

在商业变现上面临困境，很多人认为这正是ONE实验室解散的原因。非虚构写作的成本高、变现难，似乎成为“共识”。媒体人蔡崇达也说，“非虚构是门高贵也昂贵的手艺”。

非虚构真的这么奢侈吗？雷磊给出了不同看法。

除了非虚构故事，“真实故事计划”还在尝试传记和特稿。目前推出的三篇特稿中，《衡水中学的反叛者》的作者是两名大学生，这篇在“真实故事计划”后台获得近百万阅读，全网累计阅读在千万以上。

雷磊说，这几篇特稿的单篇成本并不高，大概一两万，“应该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吧”，而且两个大学生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职业训练。

特稿当然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不过雷磊觉得这背后还是有很多能够学习的技巧和方法，而且，真不一定太贵。

“你想，如果一个文体很贵，我们不能很快兑换它的商业价值的话，有谁会愿意为它买单呢？有人说特稿很奢侈很贵，看起来把它拔得特别高，但实际上是很荒谬的做法。”雷磊认为，一个文体必须有更多人去读去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如果是奢侈品，就不是给普通人消费的东西，那么发扬光大也无从谈起。

此外，雷磊提到国内非虚构行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圈层过于狭隘，普通大众对非虚构知之甚少。不过，文学行业的行进速度毕竟不同于互联网行业，他也明白，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特稿写作今后只能走“包养”路线？

ONE实验室解散的消息传出后，有人问：像非虚构等有公共价值和意义的写作，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它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在哪里？

很快有人言简意赅回答：“包养。”这个带着调侃的答案，既无奈又现实。

目前在我国，能做各种特稿的媒体或自媒体已屈指可数，仅存的一些零星火种，背后多少闪现着互联网巨头的身影。

而在国外，特稿创作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在商业变现上做到盈余或大致均衡的，也相当罕见。

美国《纽约客》是非虚构写作的主阵地，它最近几年未透露详细营收情况。但根据其2006-2013年的广告收入表，我们可以看到其萎缩态势。

再考虑到Facebook、YouTube、Google近来在移动端攻城拨寨，《纽约客》最近三四年盈利情况不太可能乐观，否则它的母公司今年年初也不会开卖其历史照片、插画版权来开源增收。

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指出：像非虚构写作、调查报道等有公共价值和意义的特稿，本质上就不是一门有高回报空间的生意，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商业目标应该是盈亏平衡或略有盈余。

三获普利策奖、美国最著名的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过去10年来走过的路，也在印证这种观点。

2007年10月，《华尔街日报》前执行总编辑斯泰格在桑德勒基金会每年1000万美元资助下，正式成立ProPublica非营利性独立新闻调查机构（此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为了人民”），它的使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新闻报道”。

ProPublica首批招募到28名记者编辑，其中4人是曾经的普利策奖得主。8个月后，他们推出了第一篇调查报道。它做一篇调查报道耗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耗资百万美元。比如，“美国药商为提升销量行贿医生”的主题报道持续3年，关于“不慎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多款感冒药主要成分）可导致肝衰竭甚至死亡”的报道，则耗时20多个月、成本75万美元。

ProPublica记者编辑庆祝获得普利策奖

2013年，ProPublica时任总裁托弗说，调查报道费时费钱、深陷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已成为“奢侈品”，而创办ProPublica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主流媒体不断削减调查性新闻报道的经费预算”局面。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它的运转原则是每花掉一美元，必须有至少85美分花在新闻调查采写上。

在商业变现上，ProPublica早期采取读者赞助（类似微信公号赞赏）以及严格采编分离的广告；后来，它也采取多平台分发策略，以获得Facebook等平台的流量分成收入；去年以来，它又开始对外出售各类一手调查搜集采访得到的数据、案例和研究报告——这些都是资深记者编辑在做调查新闻之余的“副产品”。

从ProPublica最新发布的2016年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到：2016年末的净资产1205万美元，比2015年末的1127万美元要高，表明其扣除成本后仍有大约80万美元的盈利。 

事实上，这也是ProPublica过去十多年来年度财务报表的一个缩影，略微亏损，或稍有盈利，变化不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那些追求高回报的资本方想看到的投资项目。

几天前，有资深媒体人发文感叹“新闻都去哪了啊”。在这种大背景下，ONE实验室解散背后的问题，更像是天问：

中国的特稿写作何去何从？谁来养活特稿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