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浙江省区域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宁波银行无疑是综合实力排在第一的那个。

就在今年1月份，这位成立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城商行老大哥，在2026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就决定：即日起撤销监事会，原监督职能整体并入董事会下设的审计与合规委员会。

宁波银行在其人员组织架构上破天荒地取消掉了监事会，这件事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就是国内城商行首份单层制治理方案的正式落地罢了。

可这要是放眼国内，宁波银行的这波操作可以说是国内首家落地单层制治理结构的城商行，也是该行自1997年成立以来最彻底的一次组织变革，对其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

环境动荡下的财务阵痛与机遇

在说起当下环境与宁波银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商行前身是城市信用社，九十年代中期后，由国家领导开始进行改建（地方财政投入、企业入股），形成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商行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同时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与城市居民。然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走向股份制的城商行而言，它们需要面对的是更为复杂、激烈、多变的国内环境。

在2022至2025年的这段时间里，宁波银行的净息差从2.02%持续降至1.76%，累计收窄26个基点。

要如何解读这组数据的变化呢？首先看LPR（贷款基础利率），因其连续下调以及存量按揭的重定价传导，造成2024年贷款收益率下降29个基点，而存款成本仅降7个基点，存贷利差收窄22个基点。

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能从中看出什么？宁波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是位于前列的，其这部分数据所反映出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商行正处在总量性镇痛的环境中。

（图源：宁波银行2025第三季度报）

再来看看宁波银行去年三季度的有效信贷需求表现情况如何，在三季度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居民对城商行的需求是萎缩的。

这点可以从宁波银行的对公贷款与个人贷款对比中看出。如，宁波银行三季度的对公贷款数据表现上，是暴增30.83%的，而个人贷款却负增长4.04%。值得留意的是，里头的个人消费贷款也是从2024年的9.96%增长率转为负增长。

这足以说明在2025三季度中，宁波的地方经济与居民消费需求是下降的；当然，这也能说明浙江城商行在2025年度的竞争较激烈，以至于宁波银行出现相关数据上的下降。

又或许，这组数据从侧面揭露江浙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民营经济虽活跃，但难以抵消居民需求疲软的现状。

（图源：宁波银行2024年报）

（图源：宁波银行2025第三季度报）

在2024年到2025年的这段时间里，宁波银行起初的利息净收入增速还算可观，2024年达到了17.32%，但好景不长，到了2025年前三季度，增速直接腰斩，只剩下8.54%。

与此同时，宁波银行息差也在悄然收紧，存款付息率只是小幅度下降了7个基点，但贷款收益率却一下子跌了29个基点，所以这回是负债端成本降不下来，资产端收益却一路下滑，银行的盈利空间被无情地压缩…这就好比银行在一场赛跑中，前面的对手越跑越快，而自己却被脚镣束缚，步履维艰。

季度报中还有一点较为显眼，就是宁波银行从2024年，个人贷款居然出现了负增长，高收益资产占比也随之下滑；但不同于个人贷款的数据表现，对公贷款占比从55.7%升到了62.7%，只不过这部分资产收益率低，直接拉低了整体收益水平。

或许只对比上述数据还不够直观，那直接一点，直接从资产端与负债端两个端口上看。

首先看资产端的表现情况。只从资产端与负债端来看，宁波银行在2025年发行了10亿元永续债，资本工具余额占比提升到了40.3%，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银行越来越依赖外部输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无奈。

再看负债端的表现情况。宁波银行的压力同步浮出水面，2024年年报显示，个人定期存款同比抬升19.7%；进入2025年，对公定期占比进一步升至47.9%，活期存款仅余25.1%，定期化趋势把资金成本钉在高位，流动性腾挪空间随之收窄。

一位接近宁波银行资金营运部的人士透露，同期限同业存单利率下行阶段，银行仍无法快速调降负债定价，造成净息差压缩幅度大于行业平均。

换言之，当资产端急于为对公新业务“加速”时，负债端却背着沉甸甸的定期包袱；减法逻辑从治理架构延伸到负债结构，能否把高成本存款换成低成本活水，将决定这条“减负”航线能否真正驶出风雨区。

财务向好后的治理端减法

在浙江省13家城商行里，宁波银行无疑是头部老大哥，财报数据是他众多强势点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其他的突出点应该是宁波银行在治理上的减法艺术了。

宁波银行在2026年1月就对外发出公告，精简来说就是决定撤销监事会。

至于这条公告反映出了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宁波银行正在做一次内部结构优化；当然，宁波银行这次大调整，或许也表现出它今后的发展策略--以退为进、以减谋增。

至于这减法如何减、减多少、减的什么，且看：

机构层--彻底从架构上抹除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

人员层—取消丁元耀、鲍明伟、俞德昌、周士捷、庄晔、陈锦晓六位监事职务（劳动关系不受影响）；

制度层--整套《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文件同步废止；

职权层--财务监督、履职评价、内控检查等六大法定权力整体移交；

会议层—取消定期监事会、专项报告等议事平台。

从宁波银行所做的这些减法中，可以发现其深层逻辑在于重构监督效能。

也就是说，宁波银行只是在表面上对结构数量做减法，真正的意图在于给监督质量做乘法—这不难理解，毕竟减掉层级冗余与减掉形式议事就能增加决策速度并增加专业制衡，何乐不为？

2026年1月，当宁波银行把监事会一笔勾销、把监督权搬进董事会，市场首先算的是一道减法题：审批链条缩短四成，资本占用降档，对公投放提速。

减法背面还有一道未解的加法题：五名独董加两名执行董事组成的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全部兼职，时间、精力与专业度能否覆盖万亿资产的合规版图？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处一张董事会桌子，独立性会不会被“屋檐效应”稀释？答案是：都有可能。

往前翻二十年，宁波银行靠“白领通”和消费微贷把零售做成省内的“单项冠军”，资产增速、不良率、AUM三项指标常年挂在榜首。其中，虽然少不了监事会的执行监督，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极好、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等因素。

如今零售红利边际递减，对公工具箱里摆上产业基金、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跨境资金池，银行把下一程增量押注在更轻的资本架构上。

现阶段，减法已落锤，加法待验算；能否再复制一次“狂飙”，要看兼职独董们拿出的下一份履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