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在大厂工作是很多互联网人的梦想，而大厂外包成为了他们追逐梦想的一大备选，但成为外包，大厂梦就能实现吗？本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在大厂干外包的177天的所见所闻，感兴趣的话，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全文的下篇。为保证更完整的阅读感受，我比较建议您先看完上篇。

　　总的来说，上篇主要讲“客体作用主体”，而即将展开的下篇，主要讲“主体的内在知觉”和记录两位典型外包员工。

　　外包员工关照与审视自我时所遇的主要话题点把视线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关系，投射到主体自身，外包员工向内关照自我时，也产生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将以自己和本团队其他外包员工为核心样本，来解剖样本对于外包身份、权力、价值的定位与内里。

　　在劳动合同层面，阿里员工群体，仅仅指代阿里正式员工。但实际场景中，样本里的外包员工并未时刻按法律意义的分割线，精准划分自己和阿里群体的位置。外包员工存在对自身工作身份的矛盾认知，概括而言为：一边自我区分，又一边自我趋向。

　　自我区分是指，外包员工在某些时刻会言语明确地确认自己的“外包”身份。比如有次人事找了些员工挨个面谈晋升相关内容（后确证与晋升无关），上文提及那位外包PM在我耳边嘟囔道，“有什么好谈的，谈来谈去不就是个‘臭外包’吗？”

　　再比如有次和其他外包员工交流时，他们笑着共识道，“有能力谁来做外包啊”。

　　在这两个例子中，说话者有意明确了自己不是阿里这一大群体的成员，将自己与“正式”二字做严格区别。

　　自我趋向是指，外包员工在某些言行中，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导着阿里的群体规范、价值，甚至会在言语中不自觉将自己归类为阿里成员。

　　同样拿上文讲到的外包PM，他深谙阿里的许多职场通则：发邮箱要抄送给收件人主管一份，“出事”好分摊火力；遇到人先去阿里郎查查司龄和上头有几层主管，促进说话心中“有数”；一个项目KO会(Kick off)要尽可能地拉高层级员工进来，“铺得大，相关资源才多”……此外他对阿里黑话和内部梗也灵活运用。

　　可见，尽管在法律层面，他和阿里有清晰的界限，尽管正式员工群体可能对他并未完全接纳，尽管他自己有意识认知自己是外包，然而，潜移默化的群体价值，正如一片悄然而至的巨大云影，将他投射在大地上的人形轮廓，逐渐遮蔽归并。这样的情况，在他以外的其他外包同事中，我也数次目睹。

　　还有次，另一个曾在小公司工作的外包同事，谈及之前公司如何如何时，PM半开玩笑说到，“别再说你之前那个小地方了，我觉得很土。”

　　拒绝对方提及之前的“小地方”、说它“土”，隐含了来阿里“入乡随俗”的劝告和对阿里的认可，更进一步，其实是希望对方能和他一样，遵从阿里“不土”的职场规则工作，而这恰恰是他对阿里群体价值的附和与趋向。他在这个语境中，将自己和小公司群体作区别，转而趋近阿里群体，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次自我归类。

　　工作中的权力，指决定、支配工作生产资源的能力。似乎无需多想，由于外包员工被正式员工“直管”的隶属关系，后者权力势必大于前者。但在实际工作中，权力的样态也并非是时刻明晰的。需承认，权力如同水流最终都收束到正式员工手中，但此前依然经历了短瞬多样的流变。

　　（1）表面化的权力赋予

　　前文提到我们团队的业务很杂，其中，正式员工主要工作是商务拓展与洽谈，而实际业务落地，比如方案策划、直播场控、设备操作、后期制作、设计研发，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外包员工负责。

　　因而，外包员工的人力劳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在正式员工与外部交易的商品当中。但人毕竟主观能动，一旦其跳脱出正式员工安排的“商品秩序”，正式员工的业绩考核将受影响。所以，正式员工会将“下放部分权力”作为维系外包员工稳定性的手段之一。

　　比如，我团队的正式员工们，会施行许多“一视同仁”的举措，赋予看似和正式员工相同的权力。如本应专属正式员工的周会，leader会叫几个外包员工参加，后者也需要在周会上准备汇报、提出建议；又如一次大型项目结束后，本应由leader一人参加的部门复盘会（部门大于团队概念），她会让在该项目中出力很多的某外包员工随同，让他在会上代替自己、代表团队发言。

　　再比如，我们团队有两个外包开发小哥，承接团队内部的开发需求。而我们团队又和另一团队B有业务合作。有一次，B向我们团队leader借用开发资源，leader表示要让开发小哥决定时间排期。这一举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外包员工工作选择权，即若时间精力不够，可延后甚至拒绝B团队的借用请求。

　　然而，此类权力下放，徒有形式分配，缺少实际赋予。

　　上文中，外包员工参加了周会，但发言甚少。一方面是外包员工自己常有“管我什么事”和“说了也不会听”的心理，另一方面，外包员工的发言机会本身就不多。比如轮流工作汇报时，外包员工排在最后，而好几次因为时间紧张，这些发言只能一笔带过。

　　而外包开发小哥拥有的选择权也相当脆弱，因为他们工作任务的源流，就在leader。所谓的“让开发小哥定时间排期”，已经暗含了“我们同意你们的借用请求，并安排在他们完成团队自己任务后”的意味，本质上丝毫没有选择余地。当时，小哥们的确都表达了时间吃紧，但一个我们与B团队相关人员的钉钉小群依然建了起来。

　　我工位旁的窗外景象，也是阿里楼宇 | 图自摄

　　（2）“权力”成为权力的说辞

　　在阿里，或我的团队，似乎非常喜欢一些名衔用词上的虚荣，哪怕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出现。比如习惯喊主管或leader为“老板”，而这位主管头上还有层层领导，因此经常出现“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这类盖宝塔般的称谓。但拥有14万正式和19万外包的阿里，管了点人的员工实在太多，所以我猜，阿里怪不得是全中国企业的模范，毕竟这里是最盛产“老板”的地方。

　　前文提到，我们团队的外包员工平均能力并不高，但毕竟职位有姓名，因而会经常顶着某个正经名衔，干不那么匹配的工作。我，是典型代表。

　　我的头衔是PD(product designer)，或称“产品设计”“产品经理”，但其实我对这个称谓非常抵触，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拥有够格的能力和权力。才毕业一年，大学学传媒，只有俩月产品实习经验，却要在团队里几乎独立地负责两个从零到一的产品。

　　PD本应在产品的业务梳理、产品功能、页面设计、技术实现和后续运营等每一环融汇游走，甚至还需对产研排期和未来发展进行把控。但是，面对经验能力和话语权远高我之上的业务、设计、研发、运营等正式员工，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原型仔”和“传声筒”。

　　吊诡的是，当工作完满度不高时，上级的责怪是从虚名头衔的职责出发，而非我的实际职务空间。前文和我同期入职后被开的女孩，也曾面临我的情形。做得不好怪实施者，但却不愿承认实施者本身也是“牵线木偶”。

　　更进一步的叩问是，到底是谁赋予了我们这顶不合适的帽子？

　　我和那女孩面试的三轮，分别是人事和两个毫无产品经验的外包同事，后者同被面者进行“你家在哪”“我高中同学在你们大学当老师”之类的交流后，就认为“看了简历也没什么好问的，可以尽快入职”。

　　名衔本身代表着一种权力，而当名衔不过是一具空壳，权力也从未存在。可他们热衷维系桌上盈盈笑脸，不去看到桌下连连绊脚。

　　据了解，我同岗的两位前任，都和我，还有那个被开女孩一样，不过半年就离开。

　　轻松地找个新的，轻松地甩掉再换新……两年间换5个PD何足挂齿？反正他们最富足的权力，就是招聘和支配，能力有限的外包员工。

　　在我看来，这本应是全文最值得深入的话题，但也最难厘清。一系列统摄性问题是：若说外包的工作没价值，正式员工的就有价值吗？这两者哪个价值更大呢？或者说社会上的很多工作，它们有价值吗？以及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工作？

　　法律意义上，绝大多数的“打工人”不过是用个人劳动力换取生活要件。所谓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也变成了个人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因而薪资高低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

　　尽管这一衡量极其清晰明了，但相当多的人并不能安然接受。人类活跃丰富的思想体系，将价值定义拓宽至无远弗届的地带。

　　我猜想，在“人类社会需要延续”这一根本目的之上，人们探寻到了许多诸如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治安程度、国民文化普及程度等许多局部目的，而单个局部目的由千万个间接目的构成，比如经济发展程度有不同时间段目标、某国家某地区目标等；不同时间段目标又可细化成就业率、贸易往来、人均GDP等。

　　若是遇上可测量的数据指标，比如就业率和GDP，那实在是幸运。可若是遇上电车问题，人们就算心中装满“人类社会需要延续”这一远方灯塔的光，也难以看清此刻脚下的路。

　　比如埃隆马斯克想探索外太空的宏图，和国内互联网比拼社区团购，哪个价值大？难道通过设计一万张数据表格就能得出结果吗？更遑论一通上海疫情，直接让买菜软件荣升救命稻草。本已复杂的价值判断遇上动态颠覆，难上加难。

　　下午六点，阿里园区内人来人往 | 图自摄

　　我目前的处理办法是，用自己的人生目的，来衡量工作价值。尽管还是存有疑难，但相比人类云云的宏大方向，自我能被我更直观、迅捷地把控。我曾把我的人生目的，写在日记里：

　　我有两个目标，一是想尽可能收集不同的生命感受；二是借用媒介产出写脑中抽象的东西，尽可能被更多人看到。新鲜感、丰富感比较虚，纪录实体比较实，虚实结合，一起构成我的存在意义。所以，我的一切行动都朝着这个目标进发。这是场游戏，我想晚一点出局，想多体验些场景，想写个当下可见的“到此一游”。

　　这是纲领性方向，此外还也划分了局部标的。比如具体表现上，我需要不断刷新“当前页面”来追求新鲜体验，这又包括了想要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想法；再如分阶段目标上，我需要在这几年寻找可垂直深耕的领域，以及积攒一定的工作履历……因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此处仅作笼统的概述。

　　而回顾我在阿里当外包的半年，它已满足了我部分大小目标。若要再干下去，我能预感它鲜少增量，意义锐减。

　　或者，尽可能暂时忽略种种形而上的“意义”拷问（即把眼光放在最近、最迫切的目标上），它也是份让我不够开心、感到孤独，提升甚微、迁移率低的工作。比如，我很看重履历上有作品体现，但这份工作的产出，尽管出自我手，却不出自我心——处处受人桎梏支配不说，我甚至没认可产品的源头需求。

　　一条描述当时工作感受的朋友圈 | 图自供

　　分别代表中年外包和年轻外包的两个典型个体对于这段经历整体的盘剥梳理到此告一段落。事实上，身边微观个体也携带其个人特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11年就进阿里，至今P6的一位后端大哥，我们团队无论正式外包，与他接触的大多数人，都说他“情商低”“能力差”“呆呆木木”。

　　可我与这位大哥对接时，却并未与他们有共鸣，相反我觉得他真诚执着、不摆资格。

　　再比如也是11年进阿里，但如今每天哼歌插花不干正事儿的运营姐姐、大专毕业先当外包后转正的我的主管、软萌努力但似乎很懂阿里生存法则的算法小哥、有理有据挑战各种需求的傲娇设计小哥、高中毕业先在工地搬砖后一步步来当阿里的商务大哥……他们中有正式，也有外包，每个人都激起我的探寻之心，但严密的场域围栏，让我犹豫作罢，这也成为此刻的遗憾之一。

　　就频繁接触的几个外包员工而言，我想选两个人物当典型。一是那位近四十的外包PM，二是一位两年多司龄的95后开发小哥。

　　PM是山东人，快四十，是我们团队年纪最大的。他大专毕业，有个亲生姐姐在浙江某一本大学当老师，据说姐弟关系不错。他和媳妇是高中同学，但是毕业工作后重逢才产生感情，后结婚，生了俩闺女，大的初中，小的小学，据PM说成绩不好。

　　他十多年前就来阿里当过外包，听他说曾和当时的主管闹掰，于是出走去别的企业，似乎有联想、德邦，不清楚是否是正式员工。而现在他又重回阿里，和我隶属同一个主管。前文讲过，阿里花名绝大多数是两个字，三字姓名基本就是外包。

　　PM也是三字姓名，但他把钉钉名改成了两字名，每次会议纪要的“出席人员”或者项目角色分工表格里，他也都写两字。

　　还有种种迹象，均能看出他对外包这个身份并不满意。可是，他也说自己年纪大了已经“躺平”以及“大专至今，在同学里混的还行”这类看似已经满足的话。

　　此外据我观察，他和人面对面时总是满脸笑容十分耐心，但下了场却总要说一堆烦恼话。可能是跟我熟络，又觉得我不会多嘴，他同我吐槽过很多“大老板”们的短处，并直言“我反正看不上他”。对于年轻外包，他也是表面极尽耐心，背地否定连连。前文讲过被开女孩的遭遇，一部分正是拜他所赐。

　　对我，他也总会有过来人的说教姿态，最中伤我的一次是，我说“我寻找了好久，只有文学创作上可能有些天赋”，而他故作惊诧地接话说“那给我看看你在哪里发表了作品”。夏虫不可语冰也，我让自己熄火。

　　描述至此，他恐怕被我刻画成了一个自负拧巴的假意小人。不过，我又实在想为他辩驳几句。

　　他大我近二十岁，年龄成为一个客观因素，使得很多事我经历过、他也经历过，还有很多事他经历过、我却没经历过。

　　一个从小不及姐姐优秀、自己文凭履历欠佳、如今身肩家庭的中年男人，曾跟我说“我从小到大，大多是不开心”，我问他那怎么办，他说只能受着。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人，缺乏足够感同身受的信息内容的我，如何能双脚离地地对其评头论足？

　　尽管上文已透出的文字，和留在我心里未直言的话，都意味着，22岁的我对他的确存有不满。可也仅仅是不满，再无更强烈的情绪。

　　95后开发小哥，则或许代表着很多年轻互联网外包，甚至是年轻人的普遍心境。

　　他是大专，学得是通信，毕业后不满每月薪资，报了代码培训班学了四个月，尔后包装了简历来到阿里外包。

　　他透露，刚进阿里，税后薪资就直接比之前翻倍，两年后的现在更有三四倍。我问他，对这些钱有用途规划吗？他却并不能给出我长远些的答案，只是说目前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没问题了。我追问他职业上的打算，他透露迷茫：转正看学历，跳槽有风险，网传的35岁危机也不知怎么应对，想着可能考个编制。我又问那生活上的打算呢？比如普通人考虑的结婚生子安家？他也摇头说没有考虑，说是家里在催但平时老加班也没时间，也不知是否要留在杭州，毕竟房价太贵。

　　与他的交谈令我难过，因为我似乎并不是眼观着他这个个体，而是面对着时下所有年轻又惘然的符号。也可能是交流未深，我总感觉，时代群体的身形完全融化了他自己的轮廓。

　　那么，自我在哪里？突破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

　　行文至此，我已完成早先拟好的大纲的所有待述要点。与我而言，写它并无太多贡献社会的愿望，因而也犯不着大力反思、针砭、批判、寻求建设。微小的我只是充当一个体验者、记录者、提问者，完成我自己想要记载生命经历的目标，顺便希望听见些其他声音。正如我已在前言中端正过这篇文章的体裁：它是篇从我生命体验出发的，非典型性参与式观察、日志体、评论、散文等的杂糅。

　　阿里，给予了作为外包的我优渥的办公环境、融洽的同事气氛、一定的学习成长、相对灵活的工作规则等等。我也凭借这段日子，得以重新整顿内心秩序和吸纳能量。离职后，我将回家半年，第二次考研。再考不上，就既没学上，又少了半年工作经验，并且又只能去挑些肯要我、但我不喜欢的工作。

　　赫尔曼·黑塞的《德米安》在讲辛克莱难觅自我渴望有人指路时，有这么一段话：

　　“我急切希望真正正正活一次，融入这个世界，不论融洽与否，不论是否会引发冲突。有几次，我在深夜里沿着街道奔跑，内心的焦躁不安让我一直跑到深夜。我会幻想遇到我所爱的人，她或许就会出现在下个街角，或者从某个窗户后喊我的名字。而其他大部分时间，我都痛苦不堪，甚至想要自杀。那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避难所，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意外。如果你近乎绝望地想要什么，并最终得到了，那么这便不能称为偶然，而是内心的渴望带来的必然。”

　　内心对主体的慈悲，也体现在我这177天中。

　　刚当外包——寻找很久，依然只能落入这与过往、期待都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曾有过非常孤独的时刻，愈加渴望能遇见和自己神灵相通的小共同体。终于，我的心灵为我在现实中找了一个客体，让我得以把所有对消除孤独的期待，通过幻想，安置在他身上。于是表面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半年；事实上，我给自己找了个盛放焦灼的容器。

　　我的树洞中某条微博对这份情绪的比喻 | 图自供

　　他就是我前文提到过，说离职场景中运用某个相册功能，“岂不是要哭死啦”的那位小哥。他在我的心非常低迷危险的时刻，以无比健康鲜活的姿态，展示他所拥有且我彼时最希冀的东西——一个连结深厚的小共同体。其实根本不是他，而是理想中的我自己，怎能不动心呢？

　　说来有点意思的是，当时听他这话时，我另外还想的是：老子离开阿里这鬼地方，肯定半颗眼泪都不掉，毕竟一麻袋的不喜欢。

　　然而，如今我竟生出了自己都意外的不舍。

　　但我清楚，这并非因为不喜欢的因素消除，而是我意识到了这177天对于我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是我二次出生难产分娩时的一次暂休，是我踽踽独行飘摇路途上的一次歇脚。它用短暂的安定，让此前被痛苦烧灼得意识模糊的我，重新恢复清醒和精神，然后好继续赶路。

　　我不舍的，是安定的温暖，我难过的，是未知的寒颤。

　　黑暗、轰鸣、颠簸，出差的飞机即将落在北京| 图自摄

　　我为再也见不到他流下眼泪。

　　我为这177天已落后于我流下眼泪。

　　我为我远方身影朦胧的朋友，和今日新升的太阳流下眼泪。

　　可是，我决心要听从德米安的呼唤——时辰已到，走吧。

　　感谢观看，全文完。

　　作者：鱼木兆；公众号：鱼木兆（ID：gh_fcfdf42a94d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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