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前后脚的演了青春片，又紧挨着参加了《向往的生活》，陈飞宇不仅撞脸吴亦凡，连演艺路径都是一脉相承。看着他和女主重逢后的歇斯底里，真的好怕陈飞宇突然来一句：“苏韵锦，你这里欠我的用什么还？”而且，还是自带电音的那种style。

怎么还？电影最后黑底白字的PPT有答案。都9102年了，想不到《最好的我们》片尾还在用Microsoft Office讲道理。硕大的标语一打，需要强调的地方还贴心的标红，一场国产青春片的流水化作业再次完成。

标语怎么喊的来着？“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怎么跑也追不上的青春，只要追也能追到青春”。细心的观众还能发现和原著的出入，原来是“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只好伸出手道别”。

你看，为了迎合观众情怀，连女主的腿速也可以加快。原著那是追不上的，一到电影里就是“更快更高更强”的旋风式追赶，誓要夺取眼泪营销的高地。舍弃淡淡的小忧伤，直接给你炖一锅浓汤宝大鸡汤。

事实证明，《最好的我们》的“提速”是成功的。截止今天（6月16日）上映第11天，票房已破3亿。虽然有幽灵场的注水污点，但最终的排片走势和票房总量还是很可以说明问题。艺恩数据显示，《最好的我们》在上映第7日排片超过《哥斯拉2》，8日越过《追龙2》，11日更是压住《X战警：黑凤凰》。

超龙赶凤打怪兽，《最好的我们》6月10日完成单日票房冠军的逆袭，在爱情主类型影片里，也进入到历史TOP30的名单。这样惊艳的成绩和有点倒挂的口碑，很容易让人想到3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以及去年的《后来的我们》与《前任3》。

这两年，“高压缩情感浓度”电影眼泪票房两开花的现象，其实已经见怪不怪。怪只怪现代人实在太缺爱，太需要那样强浓缩的真情来温暖心灵，太需要一个奋不顾身的故事来抚慰矫情，哪怕影片好看的程度，仅仅是及格而已。

就像那句歌词“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如今患有“失爱症”的观众，更希望电影直接给他们一个“伤心的理由”，或者情感宣泄的出口。所谓《最好的我们》，不过是电影院里的“我们”。

我要对你撒一个很大的谎

当看到陈飞宇，把《黄河大合唱》改成了《勇气》，和汪苏泷一起带着台下观众挥手的时候，恍然间会觉得这是马栏山某档音乐合唱综艺。突如其来的尬唱，以及全校师生毫无预演的配合，让硬糖君不禁要问：谁给你的勇气，不要跟我说是梁静茹。

除了保留耿耿、余淮的名字，电影版《最好的我们》基本算是魔改。

女主耿耿回到武汉，从闺蜜那里听说余淮从美国回来的消息，思绪翻飞到七年前的高中生涯。两人因为名字梗而相识，当了三年同桌，高考后却一直失联。耿耿迫切想要知道当年的真相。

这时候，电影就在高中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且毫无逻辑和线索。回忆暖色调，现在冷色调，同学会上大家都变成了“社会人”：班长卖保险，太妹炒房，美女搞起代孕，混得不错的耿耿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而7年前呢，班长充满理想，太妹暗恋着老师，美女弹着钢琴，耿耿的左手边睡着学霸小爷余淮。前后对比都懂，可是在逃离了中年演员扮嫩高中生的惨案后，《最好的我们》又展示了青**装老倭瓜的别扭。

从学校到社会，为数不多的变化是女主的头发长了，妆浓了，穿衣风格熟了。可心理上呢，并没有感觉到她社会经验的丰富和阅历增长。同样的，男主陈飞宇也缺乏家庭巨变带来的沧桑感。失意靠喝酒，郁闷要抽烟，颓废就一定要蹲在地上删照片。

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好的我们》是一部“真青春，但假熟”的电影。由于成年部分的心理构建被虚化了，导致最后对比而来的情感拔高显得套路刻意。

时间快不够了，就赶紧安排一波苦情转折。班长酒后吐真言，余淮没有去美国，他一直照顾得了尿毒症的母亲，觉得不够优秀的自己配不上耿耿，撒了一个很大的谎。

曾经，在“韩剧有三宝,车祸、失忆、治不好”的夸张煽情模式之后。我们很快也有了“青春片有三宝, 堕胎、出国、死人鸟”, 只不过更“狗血”的套路收获的几乎都是批评。而这也正是《最好的我们》对旧套路的一次背叛，借懵懂情怀去撩拨观众。

但问题在于，《最好的我们》在尝试放慢电影节奏上似乎捉襟见肘, 通常都是慢镜头加旁白。好像放大瞬间情绪的办法就唯有慢放加暂停, 好像必须把青春凝固为一种静态标本观众才能欣赏。

最明显的是陈飞宇拉着女主几次奔跑的场景，青春质感与叙事虚无的优缺点都被无限放大了。

情怀遮蔽下的价值游移

其实，无论是“青**怀”的回忆书写，还是“现实焦虑”的影像召唤，都无法替代作品本身。《最好的我们》虽然依靠所谓“情怀”取得了骄人的票房，但其所遭受的最大“诟病”，却也是情怀所致的三观不正。

电影有师生冲突，有青涩早恋，但没有校园斗殴，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但肢体冲突的硬暴力没有了，精神内核上的软暴力却不容忽视。比如汪苏泷饰演的怪胎学长，抱着吉他站在雨中，于众目睽睽之下向单恋的女生表白。

这一举动赢得看热闹的学生广泛叫好，现场反对这种举动的老师则成为全体学生揶揄的对象。为了体现学生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老师和校长毫无疑问成了专制和死板的固定符号。同时，成功劝说汪苏泷离开的陈飞宇，则成了全校学生眼中的英雄。

拜托，人就是谈个吉他表个白，又没有死缠烂打跳天台，陈飞宇此处形象拔高得让人极为不解。汪苏泷给校花送了一整年早餐，就被视为怪胎进而全校鄙视的情节，相当的校园暴力了。

此外，男女主恋情最大的障碍，就是余淮的母亲惠英红。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差生坐在一起，两人还因此吵过架。可一场大雨之后他们又和好如初，母亲则再没阻止；蒋年年被演出了社会你大姐的感觉，徐延亮被弱化到最后说出真相的工具人，和陈飞宇的友情缺乏铺陈。

基于耿耿的女性视角，影片的故事可进行如下解读：一个离我而去的男性，虽然身在美国，成为社会精英，却仍然会步入“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了我们”的困境。

而女性观众将自身情感，代入耿耿的精神世界，便会得到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结论，即“一个女性情感创伤的最终抚平，是以接纳男性因自尊而逃避为前提的”。只要给男主加一个苦情的理由，那么他对一段感情所做的所有毁约和伤害，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一个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还硬凹失联梗，你们谈个恋爱还真是复古呀。时代的发展注定了恋爱方式的演进，试想张爱玲如今再写出《半生缘》那样的阴差阳错，也是要被骂的。

我们一直在批评国产青春片，对时代的展示不够“真实”。但事实却是, 历史语境中的“整体真实”早已被拆解为了本雅明意义上的“碎片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好的我们》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深度，而是没有广度，没有足够多的青春碎片, 就不可能拼成这幅庞大的当代画卷。

如果我们认为对青春片俗套标签的突破，就是不再群殴, 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默认了“狗血”套路就是标准的现实。因此，重回小清新的《最好的我们》仍然没有“重新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重回温和”。

现实情怀的焦虑式认同

在现实主义作品缺失的国内电影市场，一旦触发观众基于现实生活层面的焦虑式认同，哪怕在创作层面略有不足，亦有可能成为“黑马”。

典型如2017年末上映的《前任3》。该片故事层面并无太多亮点，最初也没有进行大规模营销。但依靠对年轻人恋爱心态的准确把握，加之适逢跨年前后辞旧迎新的氛围，引发了所谓“怀念前任”的话题效应和观影热潮，最终以19.4亿问鼎国产爱情电影最高票房。

2018年五一档的《后来的我们》，也延续了《前任3》的特点。该片仅仅是流水账式地讲述了林见清和方小晓，从相爱到分离再到重逢的爱情故事。却在人设层面，触动了部分有类似大城市打拼经历观众的现实或想象性焦虑。

今年3月的票房黑马《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主因为身患绝症而深埋对女主的爱意。为了让女主角获得幸福，他特意安排了男二与女主相识相恋。

题材不新鲜、情节无创意、男女主演均非流量明星、剧情闪回的地方太多、配角戏繁多而无功能。缺点不胜枚举，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仍然让很多观众泣不成声，与年轻男女一起形成“悲伤共同体”。

不是类型的胜利，不是演员的光环，甚至欠缺出色的戏剧张力，这些电影凭什么成为爆款？不妨说，《前任3》《后来的我们》《最好的我们》都跳过了电影呈现环节，直接制造了观众的“情感”化学反应——在银幕上看到了他们自己。

当这种情绪的呈现，和影院里芸芸众生的日常产生关联，观影的效果就不是戏剧感染力的效果，而转换为集体无意识的“自己偷窥了自己”，以至于黯然动情。

然而，这种“动人”的情感效果，能够实现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如果观众要求电影具有“强烈戏剧性震撼”，如果观众要求在银幕上透过日常的表象、对日常有深刻的洞见和反思，那么这些观众肯定对《最好的我们》无感，甚至可能是不满的。

但“高压缩情感浓度”电影卖座，倒也未必是大众电影市场的“自甘堕落，易于满足”。有必要注意到，普罗大众渴望的“自我面对”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这类电影中，常规戏剧的浸没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文艺感觉”的自我窥视。就像很多渣男，都爱用至尊宝的头像来显得深情。在这个窥视过程中，观众完成了将银幕表演与自身生活的叠化混合。

理解这一点，就更容易接受这些影片何以实现大范围的情感发酵，这和KTV文化里的抒情性是一个道理。最好的我们，不过是电影院里的“我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类电影总是呈现出MV质感。因为最终沉浸其中的观众，只想去K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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