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金鑫YOYO，DeepSeek

来源 | 一个符号工作室

随着AI技术的高速发展，很多人提出“AI或将抢走人类的工作”。

这一现象，已经在亚马逊、微软、谷歌、IBM等国际巨头身上应验了：今年数万人被裁员，已经证明AI的威力不可小觑。

其实业内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资本家和AI专家们活跃在各种论坛上聊AI的好处，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们要坚定抵制AI。

哪怕很多人心里是抵制的，但为了表现自己爱学习和服从管理，也要表示中立或者干脆不表态。更多人选择了逃避，比如宁愿去东南亚、去美国卷。

所以在好莱坞，编剧会联合罢工游行抵制AI；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就只能靠“窝里横”，在网上放放八卦，吐吐槽。

然而，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资本家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的利益竟然无人关心。

为什么这样讲呢？今天我想从税收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背后的问题，那就是：AI将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与权力？ 

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同时打开三本账——国家的、资本家的和劳动者的。

一、一道数学题，三种答案

我们建立一个严格的财务模型。

假设社会总财富不变，一家年收入10亿元、非人工成本6亿元的公司，可以通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来运营。

在这套数学题面前，我们将采用真实的阶梯个税进行计算，并控制变量，统一将 50%的税后利润用于给5位核心高管/股东分红。

由此得出下面几个数据：

模式一：AI技术型公司（国家利益最大化）

1、核心策略：极致自动化，追求最高的企业利润，并上交最高的税。

2、用工结构：5名高管（人均年薪400万）+ 15名精英员工（人均年薪150万） = 20人。

3、工资总额：4250万元。

模式二：财务精算型公司（老板/高管利益最大化）

1、核心策略：在合规前提下，将老板/高管的个人税后收益最大化。

2、用工结构：5名高管（人均年薪96万，最优税率点）+ 95名普通员工（人均年薪20万） = 100人。

3、工资总额：2380万元。

模式三：社会主义型公司（员工利益最大化）

核心策略：将公司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就业和工资。

用工结构：5名高管（人均年薪100万）+ 595名普通员工（人均年薪12万） = 600人。

工资总额：7640万元。

以下是基于严格财务计算的结果对比：

以下为计算方式和控制的变量：

公司利润 = 10亿 - 6亿 - 工资总额

企业所得税 = 公司利润 × 25%

税后利润 = 公司利润 - 企业所得税

分红个税 = (税后利润 × 50%) × 20%

个人所得税：基于中国现行年度综合所得阶梯税率计算，已考虑基本减除费用（6万/年）。

模式一因高薪适用最高45%税率；

模式二高管年薪96万，精准处于35%税率档；

模式三因普遍低薪，适用3%-10%低税率。

更多信息补充：

1. 关于收入规模：此模型为简化对比，设定三种运营收入均为10亿元。

但在现实中，成功的AI巨头（如头部互联网公司）收入已达百亿甚至千亿级别，其税收贡献将呈几何级数放大。

而许多传统公司（模式三）在竞争中日渐式微，收入远不及此模型，使得其实际财政贡献更为渺小。

2. 关于分红倾向：模型为公平设定50%分红。

现实中，AI巨头因边际成本极低，现金充沛，其实际分红比例通常远高于此（如70%-100%），这将使其缴纳的分红税和国家总税收进一步飙升。

相反，传统公司（模式三）因需大量现金维持运营和扩张，实际分红比例通常更低（如20%-30%），这会使其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进一步缩水。

3、关于企业的非人工成本：

如果不关注工资和供应商等日常经营成本，但看非人工成本结构的话，会发现：

模式一的核心资产是英伟达GPU集群、算法模型、数据资产。

这些资产特性，是全球硬通货、保值甚至增值。

高端GPU在全球范围内供需极度紧张，即使公司经营不善，这些硬件在二手市场也能以极高的价格迅速变现。其算法和数据资产更是无形的金矿。

而模式三的核心资产，是专用生产线、厂房、定制化机床。

资产特性是专用性强、贬值迅速、流动性差。

比如，一条汽车焊接生产线对于其他行业毫无用处，一旦技术迭代或公司倒闭，其残值极低，清算时往往只能当废铁卖掉。

最后，模式二的资产策略是聪明的 “骑墙派”：

（1）大量现金及短期投资：保持极致灵活性，是应对风险的“安全垫”；

（2）品牌、专利、SaaS平台等“软”资产：具有护城河，且无需大量资本支出；

（3）模块化、可重构的“硬”资产：只保留核心部分，将重资产环节外包。

结论一：

现实中的规模与分红差异，将使这一差距变得更为悬殊：

在相同的营收规模下，模式一（AI税收巨兽）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最为巨大。

而模式二（资本精算师）则成功地将老板/高管的个人税后财富推向了顶峰。

模式三（传统产业）不仅自己前途堪忧，也不能为政府创造税收，所以很多产业转移去了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非洲国家。

结论二：

模式一的公司不仅在创造当下的高税收，更在为国家积累未来的优质战略资产；

而模式三的公司，则伴随着巨大的贬值风险和社会资源浪费风险。

模式二的公司居于中间状态，但是其核心资产在AI的冲击下，也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比如，生产严重过剩的SaaS企业，现在也开始向下收割创业者。很多产品烂到根本没法用，但包装个培训创业的噱头就能继续骗。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模式二的企业老板跑路了，TA可以直接把用户数据一卖，然后你就等着骚扰电话的轰炸吧。

所以，我对模式三和模式二的企业抱着非常悲观的预期。

如果社会只能依靠模式一的公司才能生存，那他们也必须创造对等的社会价值才算合理，否则作为消费者，大家也没有理由继续供养这样的吞金兽。

二、国家的理性选择与社会的残酷悖论

从上述这个微观数据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残酷而清晰的结论：

1. 国家的必然选择：

从财政和全球竞争力角度看，模式一（AI税收巨兽）是毋庸置疑的赢家。它贡献的税收比模式三高出2700万元。

一个大国若想拥有强大的国防、先进的基建和全球影响力，就必须培育大量这样的“税收巨兽”。

这是国家鼓励AI最坚硬、最底层的逻辑。

2. 深刻的悖论：

对员工最有利的模式三（传统产业），恰恰是对国家财政和资本家最不利的模式。

它无法为大国竞争提供足够的“燃料”，也难以激发资本家的投资热情。

这揭示了全球化竞争中一个无情的矛盾：极致的社会公平，可能与极致的国家竞争力互不相容。

三、从模型到现实：谁是真正的“AI税收巨兽”？

国家鼓励的“AI产业”，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其目标是培育所有具备“AI税收巨兽”基因的新经济实体。

它们主要有三类：

（1）互联网巨头：如阿里、腾讯、亚马逊。它们的搜索、广告、云计算完全由AI驱动，其千亿营收本身就是AI商业模式的胜利。

它们不是未来的AI公司，它们就是现在的AI公司。

（2）高端制造巨头：如特斯拉、宁德时代。

它们通过AI优化生产、调度供应链，实现了对传统制造业的降维打击，正冲击千亿营收。

（3）纯AI技术公司：如OpenAI，是未来的“军火商”。这些巨头共享着能带来超高税收的基因。

一个现实的对比触目惊心：一家利润丰厚的互联网巨头，仅公司所得税一项，可能就是一家苦苦挣扎的传统企业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四、未来：通往和解的唯一道路

那么，我们是否注定要牺牲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来换取国家的强大？

答案是否定的，但出路绝非回到过去。

出路在于再分配。

请注意模式一和模式三的税收差值：1.35亿 - 1.08亿 = 2700万元。这巨大的财政盈余，就是解决未来社会问题的“钥匙”。

一个理性的社会战略应该是：

1、在生产上，选择模式一：毫不犹豫地拥抱A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打造强大的“国家财政引擎”。

2、在分配上，补偿模式三：将AI创造的巨额税收，通过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终身学习体系，乃至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 等方式，分配给在模式一中“失利”的广大民众。

结 语

国家鼓励AI，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冷酷计算。但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仅要算清经济的账，更要算清人的账。

未来的赢家，不仅仅是能制造出最先进AI的国家，更是能利用AI创造的财富，设计出更公平、更包容、让大多数人都有尊严和幸福感的社会制度的国家。

这不仅是技术竞争，更是一场关于治理智慧的终极考验。

最后还是想说，中国已经有那么多股民和基民，也普遍看好中国和海外的科技股，很多人其实已经是一条大船上的同行者。

说白了，AI如果不发展，就不会用钱生钱，投资就不会有回报；而限制AI发展，恐怕那些裁员的公司也回不到以前了。

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能盼望：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真的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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