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上证指数重回4000点背景下，公募基金市场终于等来了久违的“牛市”。

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内公募基金总规模达37.71万亿元，较2024年底的32.83万亿元增长近4.9万亿元。

具体来看，自2025年4月以来，公募基金规模已经连续9个月刷新纪录。在众多不同类型的产品中，主动权益类基金与股票型指数基金的表现尤为亮眼，其中股票型基金总规模达到了5.44万亿元，相比2024年末的4.05万亿元大幅增加34.32%；混合型基金总规模也达到了3.66万亿元，相比2024年末的3.03万亿元增加20.79%。

另外，在“牛市”行情驱动下，多家公募机构的管理规模迎来大幅上涨，其中管理规模在1万亿元以上的公募管理人从此前的8家扩容至10家，汇添富基金和鹏华基金的管理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分别达到10997.8亿元和10180亿元；而两大行业头部易方达基金和华夏基金更是在2025年双双迈入“2万亿元大关”，管理规模分别达到了2172.42亿元和21581.7亿元。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公募机构都吃到了牛市红利，像交银施罗德基金就是一个例外。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交银施罗德基金的总规模为5028.95亿元，规模在全市场排第25位，与2024年同期相比总规模缩水了349.03亿元，排名则下滑了4位；再从非货币基金规模来看，2025年末交银施罗德基金的非货币基金规模为2253.84亿元，市场排名第26位，与2024年同期相比非货币基金规模缩水了298.44亿元，排名则下滑了5位。

曾经的“权益标杆”

不可否认，交银施罗德曾有过辉煌的业绩。

资料显示，交银施罗德成立于2005年8月4日，由交通银行、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是国内第一批具有银行背景的公募基金，成立时公募行业的资产总规模还不足4700亿元。

作为一家带有纯正外资血统的银行系公募机构，交银施罗德不但可以通过交通银行获得强大的渠道与客户资源，还可以从资管巨头施罗德身上拿到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经验，所以自成立之日起，交银施罗德便被寄予厚望。

而交银施罗德也确实与众不同，当大多数银行系公募机构将固收产品作为“压舱石”时，其却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2005到2021年间，在行业普遍认为银行系基金天然应该依托母行做大规模、守住固收基本盘时，交银施罗德却将资源重心持续向主动权益类产品倾斜，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交银施罗德最终还是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海通证券《基金公司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显示，在2014年4月1日到2024年3月29日的十年长周期里，交银施罗德基金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达到274.98%，在全市场50家可比公募机构中高居第三位，而在12家权益类大型基金公司中，这样的成绩更是名列第一。

亮眼的业绩，让交银施罗德成为众多公募机构中的“权益标杆”，而跟业绩一同上涨的，还有交银施罗德的管理规模。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交银施罗德的管理总规模还只有1547.49亿元，规模排名只在中游；但到2022年6月30日，这一数字攀升至5960.85亿元，仅四年间总管理规模就增长了近3倍，排名也跃升至行业第15位，堪称当时行业中最大的“黑马”。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交银施罗德还培养出了名震业界的“交银三剑客”——王崇、何帅和杨浩。

“交银三剑客”的业绩有多彪悍？从他们代表作的收益表现中，我们就能有明显的感受。

王崇的代表作是交银新成长混合，自2014年成立到2021年累计回报率一度超过300%，在2016年沪深300指数下跌11.28%的背景下，这只基金依旧取得了正收益。而何帅的业绩更加耀眼，其管理的交银优势行业混合在2015年至2021年连续七年实现正收益，其中包括2015年股灾、2016年熔断以及2018年单边下跌，累计回报率超过240%，何帅也凭此斩获“金牛奖”“金基金奖”等19项行业大奖。杨浩的交银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则在2016年到2021年间创下了年均近20%的复合回报率。

由于业绩表现亮眼，“交银三剑客”的管理规模也是一路增长。在2021年到2022年的基金大牛市中，王崇的管理规模峰值达347亿元，杨浩达367亿元，何帅则突破217亿元，三人合计的管理规模近千亿，是交银施罗德权益投资当之无愧的“金字招牌”。

“精品店”模式失灵

虽然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近几年交银施罗德的表现却明显大不如前。

重点聚焦权益类产品。以“交银三剑客”之一的何帅为例，其代表作交银优势行业混合近年来遭遇“滑铁卢”，近三年收益率为-9.64%，而同期同类基金的收益为21.36%，沪深300指数的收益为14.93%，交银优势行业混合明显跑输了同类产品和大盘。

拉长周期来看，无论是近三年、近两年和近一年，还是近6个月、近3个月和近1个月，交银优势行业混合的收益表现都跑输了同类基金，比如近三个月的收益只有-1.36%，而同类基金的平均收益高达8.46%。由于业绩表现不佳，交银优势行业混合已经被基民抛弃，目前该基金的规模只有30.6亿元，和2022年上半年65.52亿元的规模相比，直接“腰斩”（数据来源：天天基金网）。

实际上，交银优势行业混合糟糕的表现，更像是交银施罗德权益类产品“滑铁卢”的缩影。

从管理规模来看，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交银施罗德的混合型基金规模已经跌至814.64亿元，而在2021年四季度末混合型基金的规模还有2027.52亿元，四年时间混合型基金的规模直接缩水了超过1200亿元；除此以外，交银施罗德的股票型基金表现也并不好，目前股票型基金的规模只有25.23亿元，和2023年一季度末的79.98亿元相比，直接“膝盖斩”。

为何近几年交银施罗德的权益类产品近乎全部“沦陷”？

背后和“精品店”模式逐渐过时有很大关系。时间回到2010年前后，交银施罗德经历李旭利、郑拓“老鼠仓”事件的沉重打击，投研团队元气大伤，外部引进明星基金经理的路被堵死。彼时，管理层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得已”的决定：不再依赖外援，全部从内部研究员选拔、培养、打磨基金经理。

彼时，交银施罗德的基金经理几乎全部来自内部研究员，入行即进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经过多年行业跟踪积累后，择优转岗投资。在这样的模式下，交银施罗德不追求产品数量的大而全，而是聚焦主动权益的少数精品，给予基金经理极高的自主权和长期考核容忍度。交银施罗德的管理层将其概括为“专业思想治司”：在这里，专业的意见大于领导的意见，基金经理不必追逐短期风口，只需要把深度研究做到极致，这种模式，逐步演变为广受基民赞誉的“精品店”模式。

而“精品店”模式的优点，也在2015至2021年的结构性牛市中展露无遗。由于基金经理均由内部培养，投资理念高度同源——自下而上选股、重视安全边际、行业均衡配置、不追高不抱团，这使得交银施罗德旗下近乎全部产品在理念上都高度一致，无论王崇、何帅还是杨浩，抑或后来的杨金金、刘鹏，持仓虽有差异，但其核心观念并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这种高度同源的优势，在风格切换时也会演变成系统性的短板，这也是交银施罗德近两年“掉队”的关键原因。

2022年，随着市场投资风格从核心资产转向人工智能、从消费医药转向硬科技，交银施罗德明显水土不服。

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统计，公司主动权益产品的核心股票池仍长期集中于大消费、生物医药等赛道，对AI、算力、半导体等新兴方向的布局明显滞后。实际上，这种“滞后”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制上的问题。在“精品店”模式下，基金经理从研究员起步，历经多年行业跟踪形成能力圈，风格稳定是优点，但这也意味着转换赛道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