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临沂监管分局于2026年1月5日向临商银行开出的一系列罚单，以合计340万元罚款、6名相关责任人被处以5年至16年不等的禁业处罚、时任总行副行长遭警告的严厉问责力度，彻底揭开了这家山东省城商行的信贷违规问题。

这份开年罚单揭开了临商银行业务扩张背后的风险隐患，监管部门对总行及多家支行的连环处罚，合计340万元的罚款及对多名责任人的严厉问责，将这家银行推至舆论与市场的双重审视之下。

那么，这张罚单背后，临商银行究竟因哪些具体的违规行为遭到了监管的重拳出击？

临商银行罚单主体的变化

从机构到个人：穿透式问责的“高压线”解读临商银行此次收到的“天价罚单”，不能仅看罚款总额，更应关注其背后监管逻辑的“穿透式”特征。

此次处罚并非针对单一事件，而是涉及总行、商城支行、罗庄支行三个主体。监管部门在同一天披露的罚单显示，不仅对机构进行了顶格处罚（合计340万元），更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的“穿透问责”。

这种“双罚制”的力度在以往并不常见。此次共有6名相关人员被处以5年至16年的禁业处罚，另有2名管理人员（包括时任副行长刘建军）受到警告。这种既“打板子”又“摘帽子”的处理方式，彻底打破了以往“机构买单、个人免责”的侥幸心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禁业的人员中不仅有支行行长，还包括市场营销部经理等中层骨干。这表明监管的触角已深入到业务链条的各个环节，任何试图通过“集体决策”来掩盖个人失职的行为，在如今的监管环境下都已行不通。

（图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临沂监管分局公告）

从总行高管到基层经理此次处罚的覆盖面极广，不仅涉及分支机构，总行管理层也未能幸免。时任副行长刘建军、监察部及法律合规部员工王少波，因对总行层面的“授权业务监督检查不到位”和“员工异常行为管理不到位”负有责任，均受到警告处分。

在分支机构层面，处罚则更为严厉。除上述总行人员外，多名支行行长及业务经理被处以禁业处罚，包括：黄冠（册山支行市场营销部经理）：禁业12年, 尹高峰（兴华支行行长）：禁业5年,石雷（融达支行原副行长）：禁业5年.

值得注意的是，罗庄支行行长周广云虽未被禁业，但也因“信贷管理不到位”被处以5万元罚款。

监管逻辑的转变从此次罚单可以看出，监管层已不再满足于仅对机构进行“撒胡椒面”式的罚款，而是将问责重点精准指向责任人。这种“双罚制”甚至“多罚制”（机构罚、领导罚、经办罚）的模式，彰显了监管层打破“法不责众”、“罚机构不罚人”惯例的决心，旨在通过高压问责倒逼银行内部治理的完善。

合规与业绩的背离令人关注的是，在频收罚单、内控缺陷暴露的同时，临商银行的财务数据却依然保持“漂亮”。这种“带病”增长的现象，也引发了市场对其业绩含金量的质疑。

数据的真实性

临商银行的业绩表现堪称区域城商行中的领头羊。

截至2025年上半年，该行资产规模较2024年底增长13.04%，在山东省的城商行中，这一增速高居首位。

更为亮眼的是其盈利能力的爆发。尽管营收增速仅为1.78%，但该行净利润实现了 19.3% 的高速增长，同样位列全省城商行第一。

这一反差背后，是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井喷式增长（同比激增超130%），这与其在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战略转型密不可分。

然而，这种激进的增长模式也伴随着隐忧。在同期山东多家城商行资产质量普遍改善的背景下，临商银行的高增长却伴随着频发的合规问题，这种“高歌猛进”与“频收罚单”并存的现象，值得市场深思。

结合临商银行对外公开的数据，先看净利润，临商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3%，跑赢了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上市城商行。

再看利息净收入，截至2025年上半年，临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为17.13亿元，与2022年全年水平相当。

在其他指标上，临商银行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133.55%，达到4651.84万元。

这一增速已足以与区域头部机构比肩。要知道，同期齐鲁银行和青岛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16.24%和16.27%，而临商银行以19.3%的净利润增速实现反超——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屡收罚单的城商行所能取得的成绩。

如果仅从账面数据来看，临商银行似乎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些亮眼数据背后是否经得起推敲？

答案是否定的。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实则是“以量补价”的粗放式增长逻辑。

遮遮掩掩的信息披露态度

为什么说临商银行的财务数据表现体现的是“以量补价”的粗放式增长逻辑？请继续往下看。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本概念：不良贷款率是指不良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率，而不良资产率则是指不良资产余额占总资产的比率。

由于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于信贷类资产，而总资产通常远大于贷款总额，因此在数学上，不良资产率通常低于不良贷款率——这不是技术处理差异所致，而是由分母大小决定的必然结果。读者只需记住这一基本规律即可。

结合这一前提，再来看临商银行2024年披露的数据：其不良资产率为1.37%，而审计报告中揭示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15%，两者相差近0.8个百分点。如此显著的背离，其中疑点不言自明。

这种通过指标口径切换来模糊风险实质的做法，直接后果是使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评估其真实的信贷风险水平。

不仅如此，临商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显得遮遮掩掩。在其官方网站的“信息公示”栏目中，关键数据要么缺失，要么语焉不详。

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看，当信息披露方主动选择模糊化策略时，其行为本身即构成一种负面信号传递——往往意在掩盖潜在风险。

带着这一信号回溯临商银行近年的合规轨迹：2020年至2023年，信贷违规案件接连曝光；2024年，在推进增资扩股过程中，又遭到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进入2026年伊始，更被开出一张340万元的重磅罚单。

过去四五年间，监管部门其实已多次给予临商银行整改机会。然而，若自身不珍惜、不作为，最终只能面对更严厉的监管措施。

当前，银行业监管环境已与早年大不相同，合规要求日益严格、执法力度持续加码。在此背景下，临商银行亟需推动内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既要补齐公司治理短板，也要重新校准市场定位与发展节奏，以适应金融服务模式的深刻演进。

说得更直白些，临商银行在新一轮调整中必须兼顾两个维度：

第一，向内夯实合规能力。具体可从信贷流程标准化、风险识别前置化、问责机制刚性化等环节入手，真正筑牢风险防线。

第二，向外构建响应机制。即在区域金融生态中重塑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与规模冲动的旧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