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

《南都周刊》的调查显示，14%的人夜间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手机，11%的人甚至在欢爱之后就去查看手机。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用户，当手机不见时都会感到恐慌和绝望。

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手机。当App引导我们走哪条路不塞车，去哪里吃饭可以打折，当微信帮助我们与疏离的亲友更多联系，科技的进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当我们开会时盯着胯下，吃饭时举行奇怪的仪式，当我们因微博的评论伤心难过时（有人甚至因此自杀），我们是否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兴趣与能力？

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也显示，有孩子的家长中，在自己充分享受手机的便利时，超过20%的人严禁孩子使用手机。手机改变了我们，但我们未必希望它们改变下一代。

多重任务疯狂症

“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杨华宁说。北京秋日的阳光透过国贸宽大的玻璃窗，洒在这位前IT公司高管身上，但却掩不住他苍白的脸色。

杨身上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便已经从公司辞职，他手里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在上面刷刷点点，偶尔抬一下头，目光也看着别处。不得不说，坐在对面观察他如何使用手机是一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他的手在程序间的切换熟极而流，像是一位魔术师在表演最拿手的段落。而偶尔需要打字时，飞快跳动的手指又像是钢琴师。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机器不断将最新的讯息推送到手机，他会每隔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再过30秒，则会查看一次邮件，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又两分钟过去，他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周而复始。

“没办法，已经成了习惯。”过去5年中，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携带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动作。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出游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再到后来，即使再重要的场合，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

杨并非一个智能手机悲剧的个案。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其中超过3亿人，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后者还在以每个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

即便发展速度慢于中国，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英国每日电讯》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的父母们，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他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所有人带来了困扰。仅仅在这个月，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而南京一名男子则因为专注于手机挡住了火车。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的非智能手机，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正常成长环境”。

杨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的看法与拉里·罗森在他的《i成瘾》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出入，即这是一种典型的“多重任务疯狂症”，具体而言的症状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网络使用者，在网上进行阅读或者进行超文本文档读取时，也很容易分心。”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就强迫自己回复”。

这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还在书中定义了手机成瘾的其他一些症状，例如“手机震动幻想症”，“讯息查看强迫症”以及“缺乏睡眠喜怒无常症等”， 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低自尊”导致的精神疾病，与财富滥用和病理性赌博类似，成瘾的人们通常“利用强迫行为来摆脱强迫观念”。 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数据，指出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在灰质和白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

但杨华宁的问题在于，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智能手机，否则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中国男人，无论是否在工作，他都无法承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

另一种人格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美国的一篇论文曾经依据“五型人格”理论研究认为，外向型的人更倾向于拥有智能手机，并且对短信功能需求更高；而亲和性的人更倾向于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换句话说，是否更容易“上瘾”，与个人天生的体质有关。

至少就吴若曦而言，这个理论并不足够成立。工作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简直一团糟。广播在头顶一遍又一遍地last call，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耳机里是流水一样发来的指令，充斥着各种调度、术语、程序和令人抓狂的混乱。

但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刚刚工作6个月的机场地勤，吴若曦已经对此驾轻就熟。半年来她已经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飞。她在值机柜台闲庭信步，甚至还用空余的时间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新机型，解答了一个陌生朋友的感情问题，就最近国内的一桩热门媒体事件发表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能机。

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不算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她已经习惯“一心二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时候在看，下班之后还在看，即便有朋友聚会，大家也都在看手机。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车，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

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一方面，这个在手机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甚至婚礼上的嘉宾，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带来的焦虑感都会让她失眠。

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当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顶头上司，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吴只能对此摊摊手，“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他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甚至激赏。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喝茶”，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最近甚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像朋友一样，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

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是个小有名气的宅女。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但会更多走出去，更多与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经辞职，决定在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甚至拣起“国际政治”的老本行。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明显，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也并非卢德派教徒，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书《与手机同床》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办法是强制提高效率，早点下班。

《经济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文章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主动把手机‘非智能化’。”

诱惑竞赛

智能手机业者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这些问题。《i成瘾》中总结了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够诱惑人使用的5大特征：它简便易用，是一种视听享受，提供众多选择，让沟通无压力，更重要的是，匿名而且安全。实际上，行业内的大小公司们无一不正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

中国手机用户正在追求更大、更快、更智能的手机，他们甚至愿意为此多付出一倍的价格。但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趋势有增无减。中国去年销售了2亿部智能手机，但仍未普及，有消息说，明年4G的用户量将是个惊人的数字。 “智能手机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判断短视频将成为新的流行，但不确定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只能尽量去猜测它。”曾学忠说。

曾所在的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手机企业之一，以往的主流市场在“满足基本智能需求”的千元机，但最近他们悄悄改变了自己的定位，把主要市场定位到了2000元左右。例如他们推出的新款5.7英寸大屏手机，可以将屏幕分成两部分，一边用来观看视频，另一边用来与朋友讨论。

轰轰烈烈的讨好用户行动，正在中国手机厂商中像病毒一样传染着。例如，中国的另一家智能手机厂商OPPO，最近也推出了新款手机，它拥有夸张的外貌——一个可以前后旋转的摄像头和背部的触摸感应器，此外，相比于苹果iOS系统动辄数百项改进而言，它的系统还“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了4775项体验改进”。

有道笔记的负责人蒋炜航最近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他认为目前的界面太过繁杂，给用户带来困扰，让后者畏难而退。这样的修改在类似的公司是家常便饭，往往是团队中的某一个人，忽然怀疑用户会不喜欢现在的界面，大家就会像见到鬼一样跳起来，不吃不睡地掀起一轮翻天覆地的整改——尽管没人能肯定用户到底怎么想。

蒋的焦虑也是很多手机应用业者的焦虑——如何留住用户的眼球？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任何一款应用，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即用户是有使用成本的，用得越久，要放弃它的代价就越高，这一点与手机用户的年龄、性别、背景无关。”蒋说。

他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位50岁的黑龙江公益组织负责人，把这家机构的所有办公文档全部分门别类存到了笔记里，以便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查看。“他对我说，他一天都离不开手机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只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发生。尚文，手机淘宝的负责人说，仅以淘宝的“双11” 网购节为例，用户手机购物的占比从前年的很小份额，飙升到去年的占据1/4，他预计今年手机用户购物的比例将会超过传统的PC。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双11当晚，以往没有参加资格的他，第一次被请进集团的“战略指挥部”。

但让尚焦虑的问题还有很多。集团的一位高管就抱怨说，用手机网购的流量让人吃不消，她上个月就因为流量超标，不得不为高达数千元的话费买单。这可以通过与运营商的合作解决，但另一个问题却让人头疼——不要和传统商场里的购买者相比，就算和PC上的用户相比，手机用户的注意力和耐心往往都少得可怜，他们往往在被纷至沓来的信息吸引后，忘了本来要做什么。

尚文的同事，祝铭明和他的“火眼”团队负责解决后面这个问题。考虑到用户有限的耐心，他们开发出的语音识别功能，甚至可以让“我想找一件某某电影里某某穿的蓝色飞行夹克”这样的输入，得到精确的结果。而另一个项目则是摄像头识别功能，则可以让用户“扫到什么，就搜到什么”。

这只是开始。祝为iPhone 5s上的指纹传感器感到兴奋，他在家里做了一个长着八只脚，依靠手机上的芯片和传感器自主走动的“机器人”，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念书时研究人工智能的他说，“长远来看来看，机器必将产生真正的智能。想想看，那时会发生什么？”

问题的背面

但还有一种可能，问题并非拥抱诱惑还是抗拒诱惑这样简单的二选一。

对于网民“菲宝”来说，智能手机很多时候更代表一种生活，一种今后的人生哲学。她已经3年没有工作了。如果用一个词来确切形容她的状态，那可能非“职业的手机网购者”莫属。之前从事船舶仪器仪表制造的她辞职后，开始了一次足迹踏遍全国的背包旅行。在旅行的闲暇时间，她选择了用网购来打发时间——她用手机在淘宝达成的交易高达上千次，不仅让自己成为一个“四黄钻买家”，还和200多个商户成了好友。

现在的“菲宝”以网购达人自居，并且还希望借此谋生。她创办了多个手机网络公共账号，自费奔波于各大电商的总部，用于和有同好的网购用户分享电子商务网站的动态，以及自己的购物心得。现在的她除了网购，还会每天花12小时甚至更多，用手机更新几十条消息分享，“淘宝（他们）不会为此付给我一分钱，”“菲宝”说，“但是我的粉丝们会愿意购买我的经验。”

另一个情况就像网民Dennis Chu。他并非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但在他的手机上，有150个应用。他甚至制作了一个专门讨论“应用”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随时随地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和交流。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应用“集市”，可以取代谷歌或者苹果官方的应用市场，因为它更“自由”。

“我信奉无政府主义和信息自由，我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有简单规则约束的虚拟世界，完全可以由用户自己来管理，就像真实世界一样，惩恶扬善，完成自我净化，最终会打败‘中心化’的官方市场。”Chu说，“我想自己来验证一下这个想法。”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13岁少女每月发15000条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9月则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不用讨论了。4年前卫生部已经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